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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正犯的共犯”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发布日期:2021-06-30 信息来源:《福建律师》2021年第三期 作者:郭慧民 陈鹏鹏 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

随着网络社会去中心化的加剧,网络犯罪中传统的金字塔式犯罪组织结构面临解体,处于支配地位的“正犯行为”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链式扁平化犯罪组织结构。网络犯罪行为人基于各自的目的进行分布式参与,各主体行为日趋碎片化。与针对单一或特定对象实施的实行行为不同,网络犯罪的主流是“一对多”的关系,即帮助行为针对的是大量或不特定主体对象实施。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正是对“无正犯的共犯”这一刑法命题的立法回应。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网络犯罪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201911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该罪名的司法适用问题进行说明,通过司法解释与立法相配合的方式使得该罪的认定突破了传统的共犯理论。由此导致本罪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较多争议与问题。

(一)易陷入彻底主观论

网络犯罪不是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而应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犯罪进行对待。网络社会所具有的虚拟性、跨时空互动性、去中心化、开放性和自由性等特点使得一般犯罪理论难以对其有效规制,为此,立法者通过设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罪名对“无正犯”的帮助行为独立定罪进行提前预防。

一般来说,网络犯罪行为主体之间往往互不相识,缺乏相应的意思联络,传统的共犯理论对其难以适用。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降低了对“明知”的要求,只要符合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七种情形亦可推定行为人存在故意进而成立犯罪。降低犯意的证明标准虽然有利于打击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但也会对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一定冲击,从而陷入彻底的主观论。

(二)易扩张刑事处罚边界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罪名设立之前,相关司法解释仅对特定犯罪活动中的帮助行为的处罚规则进行明确规定。由于新型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层出不穷以及立法本身的滞后性,仅凭司法解释进行规制容易造成处罚漏洞,而通过设立新型独立罪名有利于以概括规定的方式扩大法律适用范围,但同时也将包括但不限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各种网络犯罪帮助活动纳入处罚范围,导致进一步扩张了刑事处罚边界。

(三)认定易存在问题

从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相关判决书来看,对于此罪的认定所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明知”的把握尺度不一;第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一;第三,对“竞合犯”的处理混乱;第四,与其他典型的网络犯罪罪名易相混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立法创新的产物,如何通过其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二者的平衡是值得关注的。

二、网络犯罪组织结构之链式扁平化

从当今各国刑法来看,分则主要规定符合构成要件的正犯行为,对于教唆犯、帮助犯的定罪处罚主要适用总则的规定,比照正犯从轻、减轻甚至是免除处罚。故传统的犯罪组织结构以金字塔式为主,各共同犯罪人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而实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并由主犯作为结构的中心,其所处的犯罪地位以及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对于犯罪整体起决定和支配作用,从犯则起次要和辅助作用。

在网络犯罪中,其组织结构正由传统的具备严格等级制度的金字塔形向链式扁平化演变。所谓“链式扁平化”指的是由于网络的去中心化使得网络犯罪产业链中缺乏居于中心地位的正犯实行行为,使得各主体只能基于各自目的进行分布式参与的犯罪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行为人既无需与上下游犯罪主体进行意思联络达成犯罪合意,亦无需了解上下游犯罪的具体内容。

从《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来看,构成此罪所需要符合的三个基本条件是:主观明知、客观帮助及情节严重。

(一)主观“明知”的理解与认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要求的主观“明知”一般要求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帮助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后果是明知的,此外,还需要认识到该帮助行为对被帮助者所实施的侵犯法益的行为产生加功作用,能够增强他人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如果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被帮助者所实施的是犯罪行为,缺乏对帮助行为违法性的认知时,则不成立本罪。

此外,当帮助者与被帮助者存在意思联络时,则会出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被帮助者所实施的具体犯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的情形。在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理论中,成立帮助犯在主观构成要件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需要认识到被帮助者正在实施犯罪行为并可能造成法益侵害的后果;其二是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能够增强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一旦本罪的“明知”与共同犯罪中的“犯罪故意”相重合时,网络帮助行为既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又构成某具体犯罪的共同犯罪,此时应当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的规定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

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明知”的司法认定应当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将行为人的主观犯意与具体的技术帮助形式、交易记录等客观事实证据相结合。但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中,帮助者所实施的帮助行为可能链接众多被帮助对象,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意思联络模糊导致仅通过客观证据无法直接证明行为人的“明知”,单纯依靠证据证明“明知”存在不可弥补的局限,引入法律推定证明“明知”成为必然选择。但正如上文所述,采用“推定”方式容易降低明知的证明标准,进而陷入主观论。

“两高”司法解释通过“具体解释、兜底条款以及反驳规则”相结合的表述模式规定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明知”的司法认定标准。但对于兜底条款应当进行严格限制,只有符合“明知”认定的原则和依据才能被认定为其他情形,这不仅需要司法人员严格把握、充分论证,亦需要司法机关以典型案例和规范性规定对其适用进行指导。

(二)客观“帮助行为”的理解与认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帮助行为”应不仅包括共犯中的帮助,也包括非共犯意义上的帮助。随着信息网络犯罪蔓延期的到来,单纯依靠“打补丁”式立法已无法应对网络犯罪形式的异化速度。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刑法分则中包容性较强的法律条文,不仅能够囊括已存在的和可能异化的社会危害行为,而且能够及时有效遏制犯罪。

由于网络空间结构特殊,网络犯罪活动分工逐渐精细化发展并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与传统的帮助行为不同,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往往没有固定的帮助对象,使得帮助者与受助者间关于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基本不存在,沟通成本的降低使得“一帮多”成为现实,由此也使得其在网络犯罪中的作用增大,社会危害性逐渐凸显出来。

此外,当一个行为既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又属于其他犯罪的帮助犯时,二者之间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客观行为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但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并非分则的独立罪名,其实际上包括所有存在于信息网络空间的犯罪行为,该罪可以对所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作出独立评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一般罪名,其他犯罪帮助犯作为特殊罪名,二者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一般应当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原则进行法律适用。但由于《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规定“择一重处罚”,故当本罪与他罪存在法条竞合时,应当优先适用重法。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共犯帮助行为与非共犯帮助行为并存的一项兜底罪名,在运用过程中应当注意:对于符合共同犯罪要件的帮助行为,应当依照该具体犯罪的帮助犯进行定罪处罚,而对于非共犯帮助行为,当其达到罪量标准时,应当依照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

(三)“情节严重”的理解与认定

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才能定罪处罚。随着网络犯罪数量逐年提高,及时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成为立法者追求的目标,但《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亦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在立法过程中应当把握住刑法所具有的谦抑性原则,以此限制刑法边界的无限扩张。以“情节严重”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既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保护,也有利于避免因无限制扩大处罚范围进而导致对互联网行业产生冲击。

“两高”司法解释列举了七种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主要以金额、被帮助对象的数量等作为认定情形。尽管实践中的情形纷繁复杂无法一一列举,但所列举的情形不够全面,如对损害国家公权力机构、具有公共机构色彩网站的网络犯罪行为提供帮助亦或者引诱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等情形未被纳入其中,且兜底条款亦容易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

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把握“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对于兜底条款的运用应当从严把握,只有与其中具体列举情形的危害程度相当时才能进行适用。此外,司法机关可颁布相关指导案例,同时扩大司法解释所列举的情形,以便更好地对“情节严重”这一构成要素进行认定。

(四)对上述要件的进一步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本罪名的适用与立法本意之间存在反差,由此导致以本罪进行判决的案件数量较少,与他罪之间存在罪名冲突的情形较多。对于本罪的适用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对“明知”的认定标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以及与他罪名之间的界限应当尽可能明晰化。

1.应当进一步完善“明知”的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本罪“明知”的认定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同时以推定作为辅助方法加以认定。而“推定明知”的情形一般应当符合刑法的高度盖然性标准,一旦存在相反证据使得司法人员对于“明知”的认定存在合理怀疑时,便足以推翻对“明知”的认定。

“明知”认定的推定原则应当同“红旗原则”一般,当被帮助对象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质,且同红旗一样明显时,提供帮助的人便不可能注意不到被帮助对象行为的可疑性。当行为人提供帮助时,应当基于自身的认知水平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断,当被帮助对象的行为存在异常并且超过一定限度而帮助者仍持续为其提供帮助时,应当认为帮助者的主观达到了推定明知的程度。

“明知”的认定标准主要基于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七种情形,第一项中的“告知”应当具体为明确告知;第二项中的“举报”应当对举报的次数和渠道进行明确;第五项中的“频繁”可对其进行明确规定予以限定。同时,应当加强司法从业人员的素质培养,及时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读,并应当发挥指导案例的参考作用。

2.应当进一步完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言,情节严重决定了帮助行为能否构成本罪,是入罪条件之一。若综合全案具体情况与情节严重的标准一一对应,仍旧无法确定该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标准时,便不能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主要从被帮助者所实施犯罪的性质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提供帮助者所实施的帮助行为对于被帮助者实施的犯罪所起的作用及其获利金额以及行为人是否多次实施、是否主观上存在逃避处罚的意思表示等因素着手,同时应当细化具体情形,对于具体条文的规定应当尽可能具体、详尽。此外,应当尽可能增加和完善指导案例的数量,以便为司法人员的实际运用提供参考和指导。

3.应当进一步明晰此罪与他罪之间的界限

本罪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规制实施帮助的行为人与被帮助对象之间缺乏意思联络或者无证据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意思联络的情形。一般来说,如果帮助者与被帮助对象之间存在通谋时,则帮助者同时成立共同犯罪与本罪名;如果帮助者与被帮助对象之间不存在通谋时,且其“明知”被帮助对象实施某种犯罪行为且其帮助行为不存在明显的违法性时,帮助者应当成立本罪。但在司法认定中,大部分法院的判决说理部分并没有将其与正犯行为进行详细区分,一旦作为共同犯罪帮助犯的法定刑高于本罪时,应当适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三款规定“择一重处罚”。

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相关辩点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立法者为了规制游离在罪与非罪之间的新型互联网犯罪的行为的产物。该罪以全面打击网络犯罪产业链条为目标,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泛化的倾向。

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辩护思路,笔者通过检索相关案例,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该罪的入罪条件之一。若行为人并未认识到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则缺乏主观认识要素,进而不成立本罪。

司法解释规定了确切明知以及推定明知,对于行为人主观是否“明知”主要通过判断行为人的供述与在案证据之间能否自洽进行确定。但若存在相反证据可以推翻原有推定,如:被帮助者对其实施欺骗行为;被帮助对象的行为是否具有明显的违法性,行为人是否肩负管理职责,是否曾因类似行为受到处罚,是否具有相关专业学习背景、从业经历以及工作时间,工作职责等情况。若根据一般社会人认知或行为人特殊认知判断行为人无法认识到被帮助者的具体活动及性质,则不宜推定明知。

此外,该司法解释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重要法律规范,其中的推定原则亦可以提炼出部分有利证据:监管部门以何种形式告知,告知有无送达;有无监管义务、监管能力,义务来源为法定义务还是行业规范,接举报后有无采取一定措施;了解行业一般交易规则,判断交易价格和方式是否明显异常;技术支持、帮助行为可否为正常社会生活所需,有无存在的合理基础;日常工作有无加密通信需要,是否出于逃避监管、规避调查目的而采取隐蔽手段;是否明知他人因涉嫌犯罪而逃避监管、规避调查等等,核心在于为异常行为寻找合理支持。

相关案例:高某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起诉案(舟普检公诉刑不诉〔20188号)

裁判理由:认定被不起诉人高某某主观上具有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犯罪的证据不足。纵观被不起诉人高某某在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的多次供述,仅有在侦查阶段的一次供述供认其在设计K8S软件时已经知道汇率修改会引起行情变化从而可以被他人利用实施诈骗,其余供述均辩解称自己并不了解现货交易常识,不知道在后台人为修改汇率会引起行情变化,此前之所以在侦查阶段作出有罪供述,是因为在案发后询问了公司里的其他人员才了解汇率修改和行情变化的关联性。结合在案的其他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在案发后确有公司工作人员通过问询从而得知上述关联性的情形,因此被不起诉人高某某的辩解客观性较高,在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情况下不应采信其有罪供述。结合在案的技术部的证人证言与被不起诉人高某某的辩解,被不起诉人高某某作为技术部负责人,其在软件开发中负责系统整体框架的构建,侧重于系统稳定性,而本案中被诈骗人员杨某某所利用的汇率修改功能则由技术人员李某某编写完成,且该工作内容分配在被不起诉人高某某进入公司就职前已经确定,故被不起诉人高某某对于汇率修改功能的设计和分配未起决定作用。构成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诈骗罪均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明知”或可以通过在案证据推定其“明知”,而本案证据无法证实被不起诉人高某某主观上具有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犯罪从而提供帮助,因此无法认定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诈骗罪。

(二)上游犯罪活动不存在或无法通过相关证据证明上游犯罪存在。

被帮助对象实施了利用信息网络的上游犯罪活动是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前提。本罪依附于上游犯罪而存在,一旦上游犯罪活动不存在或者无法通过相关证据证明上游犯罪存在时,则丧失了帮助行为入罪的必要条件。

但还需注意的是,“两高”司法解释中第十二条亦确立了例外规则:“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若被帮助对象为少数甚至是单个,仍要以被帮助对象构成犯罪为前提,且被帮助对象实施的必须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如果仅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便也不宜适用该规则。

相关案例:陈某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起诉案(中检刑刑不诉[2019]1号)

裁判理由:被不起诉人陈某某为赚取广告费而帮助他人发布赌博、诈骗类广告,属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支持或者帮助,其行为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来定性。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支持或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需以上游犯罪成立为前提。现有证据仅能证实陈某某发布的广告导致一名被害人被骗2500元,未达到诈骗罪追诉标准,不足以证实陈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情节严重,不符合起诉条件。

(三)帮助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帮助”。

若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客观上是否存在帮助行为,那么便需要考察该行为是否属于本罪所说的“帮助”。一方面,需要审查是否有法律规定的几类帮助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审查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若行为人只是正当经营或提供服务,无推定明知情形,则其行为具有中立性质,即使表面产生了帮助的效果,也不能将其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

但还需注意的是,同样作为网络帮助行为被运用于信息网络犯罪中,但彼此之间的行为本质及可能造成的法益侵害性还是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别:从被滥用的程度来说,最为严重的是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仅为犯罪的实施而专门设计,此类行为本身便具有社会危害性,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便成立犯罪,此外立法者业已通过设立独立罪名对其进行规制;其次是易于被非法利用的帮助行为,主要是那些既可能被合法利用,亦可能被非法利用的帮助行为,即表面中立帮助行为。对于此种具有双重效应的行为,美国主要采取“主观说”:能否入罪主要考察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行为人明知且试图进一步深化犯罪活动。对于此类行为,亦可能成立片面共犯。最后一类是偶尔会被非法利用的帮助行为,其本身具有许多合法的用途,只是偶尔会被非法利用,对于此类帮助行为,不管是法益衡量亦或者实质无害使用理论均可以阻却该行为的违法性,其所提供的片面帮助不应成立犯罪。此外,还存在某些外表上属于日常生活行为、业务行为等不追求非法目的的中立帮助行为,此类行为在客观上能够为他人的犯罪行为起到促进作用,只要符合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亦可能被认定为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相关案例:罗某甲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起诉案(新检公诉刑不诉〔202042号)

裁判理由:罗某甲通过艾某甲、何某乙贩卖了本人及亲属何某丙一共4套新办理的银行卡套件,并通过顺丰邮寄给何某甲,何某乙支付了1500元给罗某甲。20194月,罗某甲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人使用且交易异常,遂前往银行挂失。罗某甲出售银行卡套件时对银行卡用途有所质疑,但没有证据显示罗某甲明知对方用于实施犯罪活动而继续提供帮助,且其在发现银行卡交易异常后到相关银行进行了挂失处理,故,本院仍然认为新邵县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四)帮助行为与上游犯罪之间不存在刑法关联。

本罪的帮助行为与上游犯罪活动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从某种程度来说,前者依附于后者而存在,若行为人的所实施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没有证据指向上游犯罪活动,帮助行为与上游犯罪活动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联,亦或者本罪的帮助行为与上游犯罪活动之间有间接因果关系或存在其他介入因素等均可作为辩点。

相关案例:张某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起诉案(南检刑不诉〔201923号)

裁判理由:在案证据证实被不起诉人董某某与邱某某、魏某某等人自20183月底合伙经营工作室,被不起诉人张某某系受董某某等人雇佣,为董某某等人经营的工作室编写“领航PC28”“领航赛车”等软件,在案证据不能证实董某某等人经营的工作室销售软件的去向、不能证实购买者的购买软件后的用途,不能证实购买者购买软件后是否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贺某某出售给蔡某某等人的软件是由被不起诉人董某某等人经营的工作室提供,不符合起诉条件。

(五)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或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为限制刑事处罚范围的无限扩大,本罪以“情节严重”作为入罪前提条件之一,当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或者帮助,则只能从犯罪的情节及后果等方面着手辩护,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主要考察是否符合“两高”司法解释第十二条所列举的情形。如果案件本身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援引但书可以不作犯罪处理的,则需及时提出无罪的辩护观点。

相关案例:李某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起诉案(漳检一部刑不诉〔20211号)

裁判理由:被不起诉人李某某从2019427日到同年59日共用其本人及亲戚朋友李某乙、任某某等七人微信二维码为“**”支付结算,李某某按照收款金额1%收取佣金。经鉴定,李某某共计收款365349.90元,获利3653.5元。李某某收款部分赵某某按照1‰提取佣金。后被不起诉人李某某经朋友提醒其从事的活动可能是帮助别人洗钱,李某某遂停止该业务。被不起诉人李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行为,但其犯罪情节轻微,因其从事支付结算业务时间较短且金额较少,且系初犯,案发后能够如实供述,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李某某不起诉。

(六)将自然人犯罪转化为单位犯罪,减轻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二款是该罪单位犯罪情形的规定,若能够通过考察单位是否真实、依法设立,单位的成立时间、主营业务、历史沿革,犯罪活动是否属于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是否以单位名义,是否为单位谋利益、行为人在单位担任的职务、从事的业务、工作年限,在单位犯罪中有无起到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等诸多因素着手,将自然人犯罪转化为单位犯罪,进而减轻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同时有利于限缩涉案人员范围于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相关案例:黄某甲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起诉案(上检一部刑不诉〔202029号)

裁判理由:晏某甲以晏某戊、晏某乙的名义注册云流公司,黄某甲等人为话务员。话务员通过对非法获得的大量股民电话逐个进行拨打,添加有投资意向的股民微信拉进交流群或推荐给股票分析师,为上线筛选诈骗对象。云流公司为个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其本质上应当属于晏某甲等人的个人犯罪,而不成立单位犯罪,黄某甲犯罪情节轻微,故决定对黄某甲不起诉。

(七)其他辩点:如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坦白、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在案件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犯罪情节轻微且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受他人指使,具有坦白情节,且能主动退赔等等。

相关案例1:刘某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起诉案(安检一部刑不诉〔2020159号)

裁判理由:不起诉人刘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坦白、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免除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刘某某不起诉。

相关案例2:祁某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起诉案(茂南检刑检刑不诉〔2019119号)

裁判理由:祁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祁某某不起诉。

相关案例3:王某甲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起诉案(灌检诉刑不诉〔202011

裁判理由:王某甲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受他人指使,具有坦白情节,且能主动退赔2000元人民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免除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王某甲不起诉。

以上是笔者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检索并结合自身实务经验所总结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的辩护思路及方向。随着近些年网络犯罪案件高发,作为律师如何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四、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犯罪数量逐年上升,传统犯罪逐渐互联网化,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出发点在于切断对于网络犯罪无意思联络的帮助行为,严守网络社会的安全关。但作为一项“无正犯的共犯罪名”,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遭遇诸多困难与挑战,如何使该罪的运用符合立法预期,如何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二者的平衡都是法律工作者所需要的审视的。

笔者主要结合实务经验以及相关判例着重探讨针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认定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辩护方向及思路,以期能够为将来此类罪名的司法运用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然而笔者的学识和实践经验都十分有限,搜集掌握的资料也并不十分全面,提出的观点和看法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故仍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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